四十年的社区服务

时间:2019-10-29
作者:赖轶

第一份社区服务令是本月40年前在诺丁汉皇家法院为大麻供应商彼得制作的。

1973年1月2日,詹姆斯法官命令彼得进行120小时的社区服务。 作为负责在诺丁汉郡启动内政部社区服务令试验计划的高级缓刑官员,在宣布判决决定之前,我被传唤到法官的退休房间。 法官想知道所涉及的新措施是什么,罪犯将被安置在哪里,以及如果彼得没有回应,服务将是多么负责任。 我告诉他,彼得将为诺丁汉社会服务的老人本垒打工作,协助工作人员和居民。 如果他没有出席社区服务,彼得将因违反命令而被送回法庭。

基于社区制裁的这场革命是由 (ACPS)成立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于1966年由当时的工党政府成立,就“预防犯罪和对违法者的待遇“。 ACPS非监禁和半监禁处罚小组委员会由社会改革者担任主席。

缓刑飞行员

根据其推荐,社区服务在六个缓刑区进行试点:诺丁汉郡,伦敦内陆,肯特,达勒姆,西南兰开夏郡和什罗普郡。 试点地区任命了六名高级缓刑官/社区服务组织者,与当地公共服务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谈判一系列任务,制定评估和配合违法者与工作任务的标准,并为治安法官和法官做好准备。从1973年1月起,皇家和地方法院可以使用新的权力。

我问了ACPS唯一幸存的成员 ,社区服务的理念来自于此。 他说,偶然的机会,委员会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报纸上,该文章是关于20世纪50年代德国达姆施塔特的刑事法庭法官进行的一项实验。 法官行使其酌处权,命令一名被判犯有危险驾驶罪的罪犯在当地事故和急救医院的护理监督下工作一段时间。 Blom-Cooper解释说,根据德国刑法,法官可以对被定罪的罪犯强制执行此类工作的法律要求提供了支持,以促进他们自己的社区服务思想作为法院制裁。 。 然而,如果没有Wootton的灵感主持和强大的力量,社区服务就不会成为一种独特的刑事制裁,他补充道。

ACPS认为,社区服务应该是一种建设性的惩罚,罪犯承担了对他人的社会责任。 他们认为将大多数违法者与非罪犯志愿者合并是非常有用的,这样罪犯就可以受到志愿者的启发。

当ACPS在1970年发布关于非监禁处罚的报告时,它认为社区服务会吸引惩罚性的,因为它涉及剥夺休闲; 报复,因为它会迫使罪犯向社区偿还他所造成的损害; 和其他人一样,主要是因为它会更便宜,可能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替代短期监禁,或者因为它会使惩罚符合犯罪。

试点地区有相对的自由,以适当的方式发展社区服务。 我受到美国新职业运动的影响很大,这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反贫困计划的一部分。 它使用了一些违法者作为社区资源,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成为服务的掌柜,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地位和批准,而不是成为帮助的接受者。 在诺丁汉郡的三个月内,我们为社区中的违法者提供了数百项潜在的任务,包括帮助残疾人或年轻人和老人家的俱乐部,运河保护和支持当地医院的A&E部门。

当这两年的飞行员于1974年结束时,内政部研究部门的最终报告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说明了官方的谨慎态度,不受约束的热情刺破。 研究人员表示,该计划是可行的,尽管他们对人口规模的总体影响存在疑问,但他们发现,社区服务处于最佳状态,与传统的刑事处理方式相比,令人兴奋。

到1977年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推出了社区服务。 在接下来的20年里,欧洲,澳大拉西亚,亚洲部分地区和美国都采用了社区服务订单。

仅在英国,成千上万的罪犯就已经开展了数百万小时的社区服务,其成本只是监禁的一小部分。 司法部(MoJ)的最新数据 ,在减少重新犯罪方面,社区判决对18至24岁儿童的监禁比例高出13%。 即使所有年龄段的罪犯在犯罪历史和犯罪类型方面都非常匹配,但表现差距仍为8%。

然而,在报应时代,政治家们提升社区服务的形象,以配合刑事民粹主义。 对社区服务的重塑,社区惩罚, 以及现在的无偿工作,都要求更严厉的社区处罚。 今天的罪犯在他们的衣服上穿荧光标签,表明他们是违法者,很容易被公众识别。 实际上,我怀疑,尽管言辞强硬,但在任务性质方面没有太大变化,尽管严格执行命令几乎没有留下自由裁量权的余地。

此外,缓刑工作人员已将未付工作计划的责任移交给Serco等私营公司,该公司于10月份在伦敦了为期四年的合同。 这样做的理由是确保提供更有效和更具成本效益的服务。 这种程度的乐观态度没有任何证据。 Serco承诺削减成本。 试用期工会纳波警告说,这将通过改变现有监管人员的就业条件和削减工资来实现。

MoJ打算投标6亿英镑的缓刑服务,约占整个预算的60%。 与Wootton委员会的创始原则相去甚远,私营公司在向社会偿还债务时不应该在违法者的背后赚取利润。 事实上,Blom-Cooper很遗憾我们已经接受了一种认可,即利润而不是公共服务意识是我们刑事司法程序某些部分的主要驱动力。 “刑罚改革,”他冷冷地说,“不一定是刑事诉讼。”

此外,政府在其目前通过议会的提出,要对每个社区秩序引入强制性惩罚性因素。 这可能包括罚款或宵禁,刑事运动人员警告可能会破坏社区判决在减少重新犯罪方面的成功。

在过去的40年中,社区服务的基石是否会在分裂和私有化下生存下来,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我们这些有幸参与其构思并在其诞生时出现的人认为,只要努力工作,明确的目标和愿景支撑着我们所有的努力,缓刑就可以改变罪犯的生活。

John Harding是诺丁汉郡的先驱高级缓刑官/社区服务组织者,1972-74,以及1993-2001内伦敦的首席缓刑官